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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古典诗词中的“下江南”意象

     

    古典诗词中的“下江南”意象

    来源:光明日报 发布时间:2021-07-15 

     

          关于江南的意象,古代诗词中俯拾皆是。这些意象的产生,半是源于江南人对故乡的回望,半是来自异乡人的反观。在这中间,运河作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,成了古典诗词的审美对象,因而有着“唐诗之河”“宋词之河”等美誉。这些运河诗词中所蕴含的“下江南”意象,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母题。

      

      “下江南”意象是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。古代江南,水乡泽国,以河代路,是船的天下。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记载,春秋时期吴国曾在其腹地开“吴古故水道”,“出平门,上郭池,入渎,出巢湖,上历地,过梅亭,入杨湖,出渔浦,入大江,奏广陵”,连接起苏州和扬州,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长江流域;向南开“百尺渎”,“奏江,吴以达粮”,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钱塘江流域。吴古故水道和百尺渎所构成的水道,是江南河即江南运河的前身。此外,越国疏浚了“山阴故水道”(《越绝书·地传》),这是浙东运河的前身。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凿丹徒水道,取直江南河的北段;三国时孙权进行疏浚,邗沟和长江船只从“丹徒水道入通吴、会”(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)。

      江南河联通南北,不仅打破了江南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封闭状态,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,还超越了文化意义上的传统吴、越文化的分区,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江南文化区。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(汉乐府《江南》);“江南佳丽地,金陵帝王州”(谢朓《入朝曲》);“江南地方数千里,士子风流,皆出其中”(《南齐书·丘灵鞠传》);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”(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),这些六朝诗文中所呈现出的江南意象,具有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。我国历来有“北上南下”之说,江南运河的畅通,使得北方人士纷纷“下江南”。

      

      “下江南”意象中包含着一种从流飘荡的“悠悠”物象。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,这里有隐隐的青山、缤纷的花树、低徊的明月和清风、如烟细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,还有小桥流水人家、诗酒和似水流年、自由如风的岁月、空灵玄虚的思想。隋代“敕穿江南河,自京口至余杭,八百余里,广十余丈”(《资治通鉴·隋纪》),乘船下江南显得更为便捷。士人们摆脱了车马的束缚,沿着大运河乘船顺流而下,赏看倒映在水里的江南风物,悠然的心情溢于言表。“物物而不物于物,则胡可得而累邪”(《庄子·外篇》),其中自有一种“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”(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)的审美心态。

      唐宋时期,江南逐渐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乐土,乘船下江南也成了一件“悠悠”乐事。孟浩然在《自洛之越》中写道:“皇皇三十载,书剑两无成。山水寻吴越,风尘厌洛京。扁舟泛湖海,长揖谢公卿。且乐杯中物,谁论世上名。”政治上失意的诗人,终于在江南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。“江南风土欢乐多,悠悠处处尽经过”(张籍《相和歌辞·江南曲》),“悠悠”一词道尽了乘船下江南的美好。白居易在谏言不被朝廷采纳后,主动申请外放,到杭州、苏州等地任职,“汴水流,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”(《长相思》),该词从思妇如水一般绵绵不绝的“愁思”中,反衬出游子在江南生活之“悠悠”;而且从汴水到泗水,再到扬州的瓜洲古渡,最后到达长江以南的吴地,也点出了游子“下江南”的清晰路线。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”(杜荀鹤《送人游吴》);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(杜牧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);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(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);“天上天堂,地下苏杭”(范成大《吴郡志》),到达江南,无论身在船上、桥下,还是在梦里、念里,此地的悠悠生活,总是那么难忘。

      

      “下江南”意象中总有浓得化不开的别样“离愁”。下江南,意味着与政治中心的渐行渐远,与故乡亲友的离别,与心爱之人的永诀,其中自有一种或痛彻心扉或黯然销魂的离愁别绪。况且船行运河之上,是既封闭而又开放、既固定而又流动、既热闹而又冷清、既无聊而又充满希望的,四时风物的变化,也容易感荡心灵。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”(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),在下着大雨的寒夜渡江来到异乡,第二天一早却以主人的身份送客,还要回应洛阳亲友的种种问询,作者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。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,更是“下江南”诗词中的代表作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,万籁之中,变化无穷,诗人隐身船里,只余一点迷离的希望,这番离愁,只有放在运河之上、人生如寄之中,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      这种别样的离愁,在宋词中更是表现得迂回婉转。“都门帐饮无绪,留恋处,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”(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),词中写的是汴梁(“都门”)一别,乘船沿着运河返回江南(“楚”),一路无声,酒醒后唯见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。周邦彦也是在汴梁(“京华”)告别心爱之人,返回家乡杭州(“故国”)途中,写下《兰陵王·柳》一词,借柳写离情:“柳阴直,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,拂水飘绵送行色。”词中既有杨柳,还有堤岸、流水、舟船(“篙”)、河口(“浦”)、驿站、渡口(“津”)、桥等运河意象,通过层层铺垫,伤别之情可谓深入骨髓。

      “节过中和日有三,台星一点下江南”(周邦彦《寿陈运干》);“想君行尽嘉陵水,我已下江南”(王质《眼儿媚·送别》),可见在两宋时期,“下江南”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意象,包含着下江南的种种诗意和范式,从而对元明清文学及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(姜晓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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